中日韩经济奇迹比较原子智库

文/史剑道编辑/杨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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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余年来，类似于“经济奇迹”这样的赞扬，一直萦绕中国。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无论是经济总量的提升、经济增速，还是对国民境遇的巨大改善，都堪称奇迹。不过，如果把视野扩展、时间线拉长，可以发现，战后日本和韩国也都经历了堪称经济奇迹的高增长，虽然其规模不及中国，但同为东亚追赶型经济体的成功样本，比较三国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仍然能对我们有所裨益。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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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正文：

规模在国际经济中很重要，对中国也如是。无论中国将来是成为全球领导者还是不良政策的受害者，这一点都不会改变。繁荣也很重要，以任何合理标准衡量，中国还称不上是繁荣。因此，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未来能不能繁荣发展。与10年前相比，对国家主导的发展优势的忠实信徒减少了，但他们仍然存在，其他人因为根本无法想象中国会停止增长，就信奉它最终一定会繁荣。

在不依赖信仰的情况下回答这一问题，一种方法是评估中国的基本面，另一个是计算数字，看看哪种预测比较合理，而本文采用的是第三种方法，寻求历史上的相似之处。

中国的规模之大使得我们很难找到可比国家。美国本身是一个明显的选择，但是美国开始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体，而中国相对比较穷，所以不适用。我们通常比较的是日本和韩国，当然，主要的相似之处在于战后的扩张，我们通常称为经济奇迹。从不同的时间开始，这三个国家极大地改善了一代人的民生。

日本的重建始于年，韩国的改革始于年，中国的改革始于年。为简单起见，这里进行了快照比较，以改革后2年（这样可以看到效果）到改革后38年的最终观察结果为研究对象。我们按照+11年、+20年和+29年将样本平均分配。为了便于参考，表1列出了每个国家/地区的年份。

即便中国跟日本一样增长停滞，中国也比日本大得多，而且更具经济影响力。尽管如此，在一系列指标上与日本和韩国进行的历史比较表明，中国的奇迹已经过早褪色，这将中国无法跻身富裕国家之列，前景不容乐观。

个人收入

我们先从衡量发展成功的基准指标“个人收入”来谈中国经济发展的缺陷，接着探讨的是衡量农业、劳动力、资本和创新的直接或间接生产率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GDP）测度经济活动，但如果用它来衡量经济成功，那显然并不是好的指标，因为巨大的人口只是增加了GDP，而不是让人们富裕起来。印度最近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GDP也可能难以衡量。

人均GDP校正了规模因素，但它是一个不能反映个人福利的会计结构；它不能被花费或保存，其分布也没有意义。以中国为例，人均GDP极具误导性，年的数据显示，这一指标比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官方数字高出55％。

同样，由于价格差异，个人收入也可能难以衡量，并且难以在各个经济体和时间之间正确比较。但个人收入才能代表发展对人民带来的切实利好，而不是与生活质量毫无关系的会计结果。比较中最难的部分，我们通过比较增量而不是存量来解决，比如从改革后2年到改革后11年的增长。用本地货币计算的增长结果更有意义，另外，我们还提供了用美元计价的改革38年后中日韩三国各自的个人收入水平，对中国而言，也就是年的数据，图1和表2展示了相关数据。

用本币对比得到的结果有时会忽略急剧的贬值和缓慢的升值，和韩国相比，直到改革时代的最后阶段，中国的表现才超过韩国，此前一直落后；但以当地货币计算，中国的表现在改革的大部分时间段内仍优于日本。

用美元计价的结果，中韩的发展与之前用本币计算的类似，同样只是在最后阶段才超过韩国，而从绝对值来看，中国在快速增长的这个阶段，个人收入水平还不到韩国改革后38年的一半！中国的增长也落后于日本，在最后个人收入还要比日本（改革+38年，日本年）低1/3左右，甚至我们都不考虑这33年以来美元的通货膨胀的因素。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个人收入可能被低估。否则，中国在个人收入方面的表现可能会差得令人震惊，毕竟中国对GDP存在普遍的崇拜和其在改革最后阶段表现出色。如果中国能够维持最近的趋势，就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考虑到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艰难处境，然而，其他指标的综合证据表明，这种可能性极小。

农业生产率

农业生产率是发展的第一基石，它与当时全国大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和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都息息相关。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对农民的需求会减少，如果城市有工作，他们就可以进城务工。这样，土地和劳动力是经济发展早期到中期的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之后才是资本和创新。

农业生产率的一项关键指标是谷物产量（图2）。中国农业生产率并不理想，尽管积累了17年以上的技术进步，但每一阶段的产量均不如韩国农业。尽管如此，在改革后38年后，中国的谷物产量基本上与日本相当，并且增长速度更快。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仍在增长，因此有机会成为一个富裕国家。

关键问题在于将产出的边际生产率转化为收入。努力实现繁荣的国家负担不起仍有大量低生产率的农村人口。在改革后38年（年），日本农民的名义收入已经是中国农民的两倍以上，更不要说之后33年（年才是中国改革后的38年）的差距了。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日本农民在年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中国农民到仍未拥有土地。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农民半数的收入来自于农业，而日本农民只有1/5的收入来自农业（尽管数据可能不具可比性）。

劳动生产率

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成功利用了庞大的劳动力，但是反过来，目前中国日益严重的劳动力老龄化也是收入增长的巨大绊脚石，更少的工人要直接或间接地养更多的老人。老龄化严重破坏了日本的经济增长，韩国紧随其后。在劳动力数量急剧下降到阻止收入增长之前，中国还有10多年的时间，但它还面临着日本和韩国没有的其他严重问题。

人口年龄中位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部分解释，并为中国的发展轨迹发出了预警。在改革进程之初，中国比韩国老，而且在此期间中国显著比日本老（表3）。日本改革后44年的老龄化程度，才达到跟中国改革后38年相当的水平，而达到同样的老龄化水平，韩国则要到改革47年后。更糟糕的是，联合国的预测显示，中国的老龄化加速将持续到年。也就是说，在各发展阶段，中国的老龄化程度都比日本和韩国要高，而且中国的老龄化加速建立在低收入水平的基础上。

“年龄”是劳动质量的一个表征，但它蕴含的金融属性对经济有很大影响，“预期寿命”是劳动质量的一个补充指标，表4显示了改革前中国的预期寿命比较好，但是改革后的数据改善不大：在经济扩张之初，至少从纸面提供的数据看，中国的预期寿命比日本和韩国都高，但是这意味着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在改革前已经被错过了，这符合之前的比较低的收入表现。在改革后38年，中国的高预期寿命进一步表明，快速增长已经接近尾声。

当劳动力因老龄化而萎缩时，生产率就越来越重要，但中国却无法收割生产率的这种溢价，因为教育对生产率至关重要，而中国的教育水平却不足（图3）。虽然中国在先前的指标中接近日本，但“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却一直落后。中国改革38年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改革后2年的位置；韩国起点跟中国类似，但后来远远超过了中国。

原因之一是人口规模。中国的发展比日本或韩国重要得多，因为它更大。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为这么多人提供教育并非易事。但北京方面使不平衡问题更加复杂，对不在户口所在地生活的人们而言，其教育机会受到严格限制，即使在正式的政策改变后，传统影响仍然存在。

这是造成中国收入相对较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可能会使中国长期增长速度降至目前速度的一半。

资本回报率

衡量资本回报率的最基本方法是查看需要多少资金才能产生增长。在这三种情况下，在整个改革期间，国内资本市场比外部资本更重要。在所研究的时期中，中国和日本一直是大型外部净债权国，韩国面临外债挑战，但这些挑战的范围和持续时间有限。主要问题不是外国债权人的可及性，而是如何有效利用国内资本，这通常被称为杠杆。

国内信贷包括公司债务、政府债务和居民债务，将这三者汇总，即可衡量资本的宏观回报，即每一单位的增长需要发放多少信贷。战后初期数据不准确，但随后又有所改善，并且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状况下，数据的编制方法大致相同（图4和5）。

在这三个国家的改革时期，企业借贷占主导地位，政府和家庭信贷在接近尾声时出现增长。中国一开始表现为有更多的企业债务，这可能是国有企业承担政府债务的会计结果。从数据来看，从改革后2年到改革后29年，韩国每单位GDP的信贷总额要比中国的增长快得多，然而，随着中国的借贷急剧上升，结果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尽管韩国的债务在改革38年（年）后达到峰值，但仍未达到中国的水平（年）。

中国最初的情况要比日本要好。尽管起步尚不清楚，但两者在改革后20年基本上是可比的，到改革后29年为止，日本的信贷状况比中国恶化得更多，而孤立地看，在改革后38年日本的信用状况相当差。尽管如此，从年到年，中国隐性资本回报率的恶化要比日本在-84年间的更加严重——当然，此后不久，日本进入了近30年的增长停滞。

因为广义的货币供应量（M2）并不直接代表信贷，但是M2和信贷很难长期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图6用于检查信贷结果的稳健性，尤其是长期趋势。结果相似，中国的起点和终点最高，而韩国的起点和终点最低。

更激烈的货币化对日本经济没有帮助，而韩国信贷的进一步增长也是在其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似乎已经过早地加杠杆了。

创新的尝试

有关创新的历史数据几乎都没有用。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获得有用的数据，因此不断出现关于人工智能等的含糊不清的断言。

尽管如此，量化创新变化的尝试还是值得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疲软，预示了中国经济中期增长停滞，在中国政府及其经济模式的外国捍卫者终于认识到这点后，它们将创新视作救星，而创新确实能在生产要素不增加投入量的情况下增加产出。

研发支出是国家创新的标准衡量标准。历史统计数据有限。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日本和韩国似乎都胜过中国。但是，数据质量在改革后38年最高，在那时差距并不大了（图7）。尽管日本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自年以来一直在增加，而韩国的研发占比在到达了顶点，考虑到中国更大的GDP数值，说明中国研发占比与日韩差距的缩小，是建立在其研发总支出大幅增加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投资常常陷于无效的狂热，研发也不例外，为了纠正研发支出数值的偏误，专利许可数是衡量研发质量的一个指标。但是专利本身，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误导性，一个是更大的经济体和人口稠密的国家需要更多的专利来推动经济发展，例如，只要相对少的专利，以色列就能成为技术主导型经济体。图8展示了每百万人的专利数量。

比较悲观的预测是，中国将走上韩国的老路：专利最初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到达一个高峰。作为一个战后重建的富裕经济体，日本数十年来饱有创新性，只是当韩国专利数量飙升时，日本就被超过了。但纵观改革相同的阶段，日本和韩国都经历了专利许可数的3倍增加，然后在峰值循环。

一个简单的结论是，未来几年中国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专利，并达到韩国改革后38年的水平。尽管韩国随后进一步攀升，但中国的专利总数巨大，即使不足以领导一个大型经济体，也会严重影响全球创新。这将调和中国创新的两种观点：从总量来看，中国的创新对全球都十分重要，但对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这些专利还不足以推动中国未来继续保持“奇迹”。

总结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步平稳下降，但真正的发展需要使人民致富，在与日韩相对应的改革阶段，中国没能将收入增加到两者的水平。从经济增长的预测指标来看，中国面临着日韩两国在改革同样阶段所遭遇的挑战，甚至更为严峻，因此未来的收益可能更加有限。

发展的第一步是要减少农民数量，鼓励迁移来提高生产率。作物单产表明中国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而且有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成功，但由于土地所有权和农村教育的政策选择不力，农村收入仍然很低。

这样的选择在国家劳动统计中清楚地显示出来。首先是日本，现在是韩国，以及（人口统计学上的）不久的中国都是老龄化社会。在可比的发展时期，中国都更老，而且由于政策选择不明智，预计老龄化会更快。

人口质量的提高也无法抵消数量的减少。面对老龄化，更高的教育水平还不足以支撑日本的增长，更不要说有明显弱点的中国教育。关于中国注定要陷入停滞的论断，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在改革之前，它在不增加收入的情况下提高了预期寿命，而在改革时代，它在衰老之前未能提高教育水平。

通过自动化技术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如此大规模的自动化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杠杆已经够高了，尤其是更可能运用自动化的企业层面；与韩国在各自对应的改革阶段相比，中国各个层面的杠杆都高得多。过去十年中国创纪录的信贷投放，并未有效配置资本来抵消快速老龄化和较低受教育年限的不利影响，随着信贷额的逐步扩大，收益却在逐步减少。

因此，除非创新能显著地增加了回报，否则劳动力和资本都无法将收入推高更多。中国的研发支出让人欣喜，尽管必须维持近期的增长，才能达到日本和韩国最后阶段的水平。专利的问题正在改善，但改善速度比较慢。中国专利总量将影响全球创新，成为以创新为主导的大型经济体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但是从专利数来看，中国还实现不了。

中国政府和许多外国观察家（不论是支持还是批评的），都将中国视作已经发展成功的国家。要知道，韩国在改革开始38年后取得成功，其收入水平大约是中国同阶段的两倍。尽管如此，目前的政策制定者专注于金融市场的修补，而不是有助于提升基本面生产率的改革。

（本文转自思想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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