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从37年前首冠至今,中国女排从来都

37年前的今天，中国女排夺得首个世界冠军。

从年至今，女排姑娘们一直是时代的偶像。她们从未放弃的“女排精神”，也成为一种精神图腾。

没有人怀疑，年女排的首次夺冠以及随后辉煌的“五连冠”，具有远远超出体育比赛自身的精神力量。

首个冠军

首次登上冠军领奖台的中国女排队员。

年11月16日，北京时间17时，东京时间18时，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在日本大阪打响。中国女排的对手是东道主日本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典型的宋世雄解说开场白响起，每个中国人的心被这个声音拴在一起。

当时国内的电视机还不算普及，但几乎每台电视机都将频道锁定在女排比赛上，荧屏前，往往挤着一家乃至几家人。更多的人则守在收音机前收听着赛事直播。宋世雄要同时为电台、电视台转播解说，他特有的高亢激昂、语速极快的声音，甚至在大街上都能听得到。也正是宋世雄激情饱满、语风凌厉的声音，为中国女排酣畅淋漓的比赛做了最好的注脚。

那一届世界杯，共有八支球队参加。比赛采用单循环制，每支队伍要和7个对手分别打一场比赛，获胜场次最多的队伍夺冠。如果获胜场次相同，则计算局分。

是役，上届世界杯冠军日本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这还不算，作为主办方，他们处心积虑地安排了对日本最为有利的赛程：最后两场比赛分别对阵他们卫冕的最大对手美国队和中国队，以挟前几轮比赛胜利之威而占据心理优势。

而且，比赛的时间安排是日本与美国提前进行倒数第二轮比赛。这样，在中国队与美国队鏖战之时，日本队可以坐山观虎斗，而且以逸待劳地等待最后一个对手——中国女排。

然而，被日本队视作最大对手的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却“联手”促成了一个日本队哭笑不得的局面：先是美国队3∶2战胜了日本队，而后中国队又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鏖战战胜了美国队。这样，最后一轮的比赛，局面变得微妙起来。

若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则冠军实至名归。即便中国队败了，只要能在五局三胜的比赛中胜两局，同样能得冠军。而日本队想夺冠，必须大比分战胜中国队，而且要寄希望于美国队最后一轮告负。

中国女排面对的是背水一战、困兽犹斗的日本队。

这是一场注定要刺刀见红的对决。然而，中国女排的首个冠军，来得似乎并不艰难。

中国女排士气旺，放得开，打得凶狠，拦得成功，吊得轻巧，每个运动员的水平都得到较好的发挥。第一局，15∶8拿下。

第二局，15∶7。最后一球落地，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蹦跳着抱成一团，欢庆胜利了。

在报道席上的许多记者纷纷离席去抢占专线，向世界发出快讯：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

解说席位上的宋世雄挥动着拳头。在他一贯慷慨激昂的解说中，罕见地有些嗓音沙哑：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队已经以2∶0连胜日本队两局，现在中国队已经荣获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了！这是三大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

冠军已经产生，但比赛还没有结束，虽然比赛的结果已经不影响冠军的归属。

中国女排被从天而降的幸福感击晕了，冠军提前到来，她们失去了目标。而日本女排反而放开了手脚。中国女排连丢两局，2∶2，双方战平。最后一局，14∶15，日本队拿到了赛点。

首个冠军，已经足够成就女排的荣耀，但这个冠军很可能要有一块瑕疵。

袁伟民用了他的最后一个暂停，他发火了。尽管一向以严著称，但在赛场上，袁伟民还从没有向队员们发过火。这是第一次。

“这是在什么地方打球？你们在为谁打球？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盼着你们拼，盼着你们赢。这场球拿不下来，你们要后悔一辈子！”

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女排的牙关咬紧了，“铁榔头”发威了，郎平的一记重扣，夺回了发球权，随后，“天安门城墙”周晓兰的拦网连得两分。3∶2！中国赢了！

中国女排以七战七胜的完美战绩夺得了冠军。

女排万岁

▲陈招娣(左)在与巴西队的比赛中跳起扣球。

最后一个球落地，姑娘们抱头痛哭。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的中国人更是血脉贲张。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人们彻夜高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

那一届世界杯上，中国队不但拿到了冠军，还同时捧回了最佳教练员、最佳运动员、最佳二传手等6个单项奖。

“在那个年代，再没有比女排酣畅淋漓的扣球更能让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的事了。”当时正主管女排的魏纪中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体育生涯》中写道。

中国女排随之被视为民族英雄。

比赛颁奖典礼未毕，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的贺电已至球队。贺电还转达了高层将授予女排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标兵”和“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标兵”光荣称号的决定。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两个荣誉的分量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这些民族英雄从日本凯旋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万里、习仲勋、杨静仁亲自到机场迎接，荣高棠等体委领导都只能挤在接机队伍后排。

女排夺冠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了鲜红色的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七战七捷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文章旁边还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开篇第一句话用了这样四个字：“我们赢了！”

而在同天的《体育报》上，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邓颖超发表了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的文章:“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要学习中国女排精神，树立远大的志向，发扬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体育比赛的胜利，上升到了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

此后的一个月，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沉浸在女排胜利的狂喜中，各大媒体俨然成了排球专刊。女排姑娘和教练员的肖像照铺满了头版，标题套红刊登着口号《向为祖国荣誉拼搏的女排英雄致敬》。女排姑娘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了庆功会，随后不停地到各部委机关作报告。

一个月里，女排共收到了3万多封来信。一位参加对越反击战的战士寄来了一个满是弹洞的钢盔；一位青年则寄来了他的血书。女排夺冠时已是初冬，湖北的渔民冒着严寒，从池塘里捞了一条体形罕见的武昌鱼，空军破例为其空运到北京送给女排。

到了后期，媒体开始大力宣传“学习女排要落到行动上来”。为此，《人民日报》还开辟了“学女排，见行动”的专栏。诸如“某工厂女工看了女排的事迹之后，每天早来晚走，精心操作，班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某煤矿工人看完女排比赛之后，自觉加义务班，日日超产”等。

更多的国人通过女排，真实地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国家自豪感。一位年轻的教师在信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由于你们的胜利，为国家、民族争得了荣誉，唤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唤起了我对国家前途的信心，使我心灵深处的一潭死水重新荡漾起希望之波。我以前看不到出路，只是徘徊。现在我看到了，为了民族，为了中华之觉醒，我们这一代不能徘徊，要奋斗，奋斗！”

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春光说，当时的国家太需要一个“世界级的胜利”来证明和鼓舞自己了。“拨乱反正”之后和“改革开放”之际，相当多的国人抚摸疮疤、反思历史，意识上有所觉醒，而挫折感也让那些感性的“浅觉醒者”希望得遇某种“精神支柱”；同时，他们渴望“学习”，而对总是需要“学习外国”这一点还抱有不甘心理。女排的成功预兆着“顽强拼搏”可换来光明前景。“女排精神”广为传颂，其实就是在向国人和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崛起的信心和能力。

中国女排带给国人的激励还远没有结束。

此后五年，中国女排每逢重大比赛的决赛都遭遇东道主，但总能上演神奇胜利。她们迎来了“五连冠”。而夺冠的过程一次比一次激动人心。第二年的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首战告负，但随后，她们用连续6个3∶0夺得了冠军。中国女排用一次次艰难的胜利为自己书写了传奇，中国社会对于她们的崇拜一次甚于一次。

“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郎平的自传《激情岁月》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形，“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年9月，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在秘鲁进行。中国队以9战8胜的战绩，第二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9月20日，中国队在同苏联队的比赛中，教练袁伟民在进行场外指导。

在年的国庆典礼上，刚刚夺得奥运冠军的中国女排殊荣独享，她们专乘一辆花车，穿过天安门广场欢庆的海洋，接受人们的欢呼乃至膜拜。

广场上的花坛，有一个专为女排而设，上面摆着八个大字“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女排成了这种昂扬的民族情感的象征。

时至今日，有关女排的记忆仍被“拼搏”、“顽强”、“奋斗”等等占满，女排总能激发起“振兴中华”的豪情。殊不知，这句最能表达女排带给人们激励的口号，实际上并非因女排而喊出。

在冠军光环笼罩女排之前，是各方面都比她们更具“明星气质”的中国男排激发了这种爱国热情。

时间要回放到年的春天，冬日萧索过后，万物复苏。后来中国女排夺冠的第三届排球世界杯还在进行着亚洲区预选赛。

那时，更具观赏性的男排吸引的球迷要比女排多得多。汪嘉伟、胡进等男排队员，也比郎平、张蓉芳们更具明星效应。男排主教练戴廷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记起，但那时，人们说起排球教练的“用兵如神”，更多地会提起他，而不是女排主教练袁伟民。

3月20日晚上8时，中国男排对阵韩国男排的比赛受到了万众瞩目，他们的胜者将代表亚洲参加世界杯。中央电视台对这场比赛进行了现场直播。

电视机还不算普及。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的大三学生。他回忆，当时他所住的38号宿舍楼，只有二层和五层的活动室有两台电视，整栋楼的学生都挤在了这两台电视机前。中间的坐着看，两边的和后面的就站着看，来晚了的没办法，只好站在凳子上伸长脖子凑合着看。

中国男排一上来就连败两局。可出乎意料的是，从第三局起，中国队克服了前两局的拘谨，越战越勇。同学们也越看越来劲儿，鼓掌、叫好、敲饭盆，一扫开始的郁闷，不停地大喊“打时间差”、“拦网”、“扣球”……

正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电视转播忽然断了。原来，空前激烈的战况超出了电视台的预料，事先租用的卫星信号时间用完了。挤在宿舍楼活动室的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通咒骂。

现在想想，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把大家的胃口全都吊起来了。相比于一直看直播，观众获知胜果会更加惊喜、更加兴奋，积聚的能量也更大。

当半小时后电台发布喜讯时，这股能量在北京大学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深夜里，宿舍本来都已经熄灯断电了，这时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大学生们欢呼雀跃，11座宿舍楼的多名学生不约而同拥出房门。

有人点燃了笤帚做火把，有人搬出了锣鼓一路敲打。狂欢中，不知是谁第一个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一呼百应，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学生宿舍开始向未名湖进发，喊着这句口号在北大校园里开始游行狂欢。

第二天，新华社播发了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为题目的现场特写，这句契合了当时民众普遍心态的口号响彻中国。此后，回想八十年代时，人们总会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视作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3月29日，凯旋而归的中国男子、女子排球队应邀来到北京大学召开庆功会。在这里，他们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车门刚刚打开，早已守候在校门口的学生们就一拥而上，把男排分割包围。同学们把男排队员们高举起来，欢呼着把这些排球场上的“飞人”们脚不沾地地抬进了北大。

牛大勇当时是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负责维持秩序。他和几个学生会干部起初还试图让同学们平静下来，后来干脆自己也加入到这个近乎狂欢的队伍中去。

“那份狂热，比现在所谓的‘追星族’要热烈得多。”20多年过去，牛大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激情满怀。

“我们那一代人都知道曾经主管体育的贺龙元帅的一句话‘三大球不出线，死不瞑目’。排球第一个实现了这个夙愿，很自然被看做民族强盛的标志。”牛大勇说。

而男排的这场比赛引发出如此喷薄的激情，还源于跌宕的比赛过程撩拨起“那一代人”心底的强烈共鸣。

那一夜，带头狂欢的主体是正上大三、大四的学生，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提起的77、78级。牛大勇就是78级大学生，高考前，他当过知青、工人，锄过地，开过拖拉机，当过修理工，直至恢复高考。

牛大勇说，那一批大学生都经历过艰难，能考上大学，证明他们都没有在艰难中放弃，仍在和命运抗争、努力。和男排胜利的过程一样，曾经陷入绝境，而后挣扎、拼搏，最后，胜利。

“这和我们的国家当时的情况也非常相近。”牛大勇说。

一段艰难、混乱的岁月之后，改革开放为我们的国家拨乱反正，各行各业开始步入正轨，改革开放的步伐小心翼翼却坚定地向前迈动着。体育比赛的胜利，给人们提供了欢呼庆祝的理由，给走上复兴之路的民族提供了振奋的动力。

正是这种休戚相关的命运，让这一代人对国家、民族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而放眼当时的中国社会，同样的情感也正在酝酿着、积聚着。于是，一场排球比赛的胜利被这些人上升到了国家、民族复兴的高度。

当北大的学子们抬着男排队员们，再次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时，他们也许不会想到，不久之后，这句口号将由一旁的女排来做出最好的诠释。而这句响彻中国的口号，也为女排首夺世界冠军而引发的民族激情，做出了最好的铺垫。

五年捅破“窗户纸”

中国队战胜古巴队后，郎平激动地高高跳起。

虽然男排在北大得到了空前的尊崇，但中国体育界内部却清楚地知道，“三大球”项目中，最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的是女排。

牛大勇记得，在北大举行的庆功会上，当时的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排球距离世界最高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已经很有希望了。特别是女排，距离再上一个台阶，其实就隔着一层窗户纸了。”他顿了顿，接着说：“不就是一层窗户纸嘛，再努一把力，我们一定捅破它！”说着，他伸出食指用力地向前戳了一下，好像面前就是那层窗户纸。

为了捅破这层窗户纸，中国女排已经磨砺了整整五年。

中国排球运动在“文革”中停滞了十余年后，年6月1日，袁伟民组建了新一届的中国女排。

这一天，恰好是国际儿童节。袁伟民招致麾下的女队员们，其实也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

其实，排球国家队“从娃娃抓起”，多少有些无奈。挑遍所有省市球队的适龄球员，除曹慧英、孙晋芳、陈招娣等几位球员比较理想以外，其他球员的水平远未达到要求。为把炉灶先垒起来，袁伟民不得不降低标准，甚至仅凭队员身高这一单项指标，就将其招至帐下。

排球运动，需要充沛的体能、熟练的技巧、顽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被“文革”打乱了十余年后，中国的排球队员很难具备前两项。但这可以靠后两项来弥补。

从漳州基地的竹棚开始，女排姑娘们承受着近乎残酷的训练，从那时起就在训练中落实了“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

当时的女排教练、袁伟民的助手邓若曾说，那时的国家队训练不像现在，主要练战术、配合，可以说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包括最基础的力量训练，队员们要承受在省市队时几倍的训练量。

竹棚可以说奠定了女排的精神基础。

年、年的时候，为了尽快在大球项目上取得突破，国家体委根据各项目的实际水平，提出要大力发展女排运动，鼓励各地发展训练基地。郴州的反应最快，仅用40多天就把基地建了起来。

40多天的工期，不可能建起完备的设施，主训练馆实际上就是用竹子搭起来的竹棚。一大一小两个竹棚，地板经常会起竹刺，训练救球时把队员的手都刺破了。这一点倒是与女排诞生之初的漳州训练基地保持一致。后来被称作“竹棚精神”的艰苦训练由此也得以延续。

当时女排集训一般在春节前后开始，天很冷，郴州一带又没有暖气设备，都是烧木炭取暖，周晓兰还曾经煤气中毒。后来训练基地装上了暖气片，但使用不得法，热气一来，冲得暖气片啪啪作响，又影响队员休息。

那时的漳州基地已经颇具规模，各项设施也比较完备，之所以转场简陋的郴州基地，邓若曾说，郴州相对偏僻，有战术保密的需要，更关键的是，那时候人们相信，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磨炼人的意志。

意志，恰恰是袁伟民最看重的队员品质。

年，在郴州集训之后，女排首次战胜了以意志顽强著称的“东洋魔女”日本队，夺得了那一年的亚锦赛冠军，郴州也由此被视为女排的“福地”。

然而不久之后，世界女排的格局、打法发生了变化，技术型代表日本队的霸主地位逐渐被身体力量型的美国、古巴女排取代。

当年女排的技术顾问李安格说，那时候古巴女排的六名主力身高全部超过一米八，美国女排的主攻手海曼，身高甚至有一米九五。

中国女排迫切需要一名“重炮手”。

那一年，求贤若渴的袁伟民在北京女排对江苏女排的一场比赛中发现了一门“重炮”，她就是郎平。那一年，郎平18岁。

当时的郎平虽有一米八四的身高，力量和技术却难以恭维。但袁伟民认定这是一块璞玉，精心雕琢。为了使郎平尽快成才，袁伟民让正当华年的杨希退居替补席，甚至情愿以洲际比赛付学费。

事实证明，袁伟民没有看错人。在中国女排首夺冠军的第三届世界杯中，宋世雄报出了这样一组赛事数据统计,7场比赛,中国队共扣球次,其中郎平一人扣球次,扣球命中率接近百分之五十。“铁榔头”的别号就此流传。

中国女排的冠军班底，到郎平入队真正建立起来。世界冠军成了这支队伍唯一的目标。

而当年中国女排初创时，袁伟民提出的口号是“三年打基础，五年出成绩”。到年夺得首个世界冠军时，这支队伍恰好五岁。

《中国姑娘》洛阳纸贵

女排姑娘们载誉归来。

女排夺冠之后，她们受到的热爱和尊崇超过了中国任何一支运动队，甚至因男排而生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也被“移花接木”地联系到女排头上。

没办法，这就是体育比赛。观众的喜爱，必须要有相应的成绩做基础。但女排之所以被国人热爱，绝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带来的冠军荣耀。

一篇名叫《中国姑娘》的报告文学告诉人们，为了获得冠军，女排姑娘们进行着怎样的拼搏。在女排夺冠前半个月，这篇文章在《当代》杂志上发表，随后因女排夺冠一炮而红，《当代》一时洛阳纸贵。

各省市的主要报纸都以整版或3个版、4个版的大篇幅连载《中国姑娘》。一家日本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篇文章的日文版，题目仿照此前中国对日本女排的称呼，叫《红色魔女》。

赞颂女排的文章是如此恰逢其时地发表在女排夺冠之前，以致作者鲁光此后总是被人追问，这篇文章是不是事先已经确信女排能够夺冠，而安排好的？

“其实，《当代》本想在当年的第四期，也就是8月份就刊登这篇文章，但我是业余写作，没能赶出来。”鲁光说。“10月文章发表后，还有个别领导说‘鲁光这小子胆真大，没拿到世界冠军就敢写这样的文章。’要是女排真的没拿到世界冠军，恐怕我也要被兴师问罪呢。好在女排姑娘们争气，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了。”

其时，鲁光在国家体委宣传司任教育处处长，主管全国运动队的思想工作。年初，正值“三大球打翻身仗”的关键时刻——中国男足备战世界杯预选赛，女排也将参加日本世界杯。鲁光接到上级指示，到两队考察思想状态。

在郴州跟随女排训练生活时，鲁光的任务是要写总结而不是文学作品。但这个任务却给了记者出身的鲁光一个机会，把半年前就萌发的创作冲动付诸实施。

这源于老朋友袁伟民的一次邀请。

半年前，也就是年的夏天，鲁光到秦皇岛开会，恰逢中国女排在此休整。他在会议的间隙去探望袁伟民。正在屋里聊天，楼下忽然有人叫阵：“有种的，下来！”

袁伟民笑道：“昨天，女篮与我们女排打了一次海战，我们女排赢了。女篮不服气，打上门来了。”

那是一个风雨天，半人高的海浪拍打着沙滩。女排、女篮两支队伍冲进齐胸深的海水中，开始打起了介于水球和手球之间的海战。袁伟民、邓若曾两位女排教练当裁判，鲁光则是唯一的观众，吹着海风，淋着大雨，饶有兴致地观看着比赛。

这是一个训练加休闲的比赛，女排姑娘们很多人不会游泳，一个浪头打过来就把她们大多数都淹没在水下。风雨中，海浪里，两队姑娘叫嚷着，争抢着，打得有人身上都抓出了血。海战的结果，女排姑娘们又一次赢了身体条件占绝对优势的对手。

20多年后的今天，鲁光仍对那个景象记忆犹新。鲁光说：“看着女队员们在海水中与海浪搏斗，与风雨搏斗，与对手搏斗，我当时就觉得她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爱拼、爱胜、爱搏的精神。”

海战过后，被大雨浇透的鲁光病倒了。医院探望。病榻之上，鲁光感慨：“小袁啊，这些队员要是在训练比赛中也有这种精神，成绩肯定不得了。”

袁伟民听罢呵呵一笑：“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们女排，有时间到郴州去看看我们训练吧。”

于是才有了鲁光的郴州之行，有了红极一时的《中国姑娘》。成稿之时，鲁光也不能确定女排成绩如何。在那篇报告文学的结尾，鲁光写道：

当今世界排坛强手如林，赛场的风云是很难预测的，会出现某些偶然的因素。但无论胜败如何，她们为“走向世界”所作的努力，她们代代相沿的为祖国荣誉而拼搏的精神，都是值得赞扬和讴歌的……

而后来，鲁光也按照指示去广州跟随男足训练生活了一个多星期。但第二年男足在附加赛中负于新西兰，失去了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机会。鲁光原本为写男足定下的题目《中国男子汉》还没有来得及动笔，后来这个题目改成了描述女排教练袁伟民的故事。

魔鬼训练

年9月，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在秘鲁进行。中国队以9战8胜的战绩，第二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9月20日，中国队在与苏联队比赛。新华社发

在去郴州女排训练基地之前，鲁光曾在北京遇到陈招娣。聊起要到郴州体验生活，陈招娣笑着说：“那有什么好看的？看两群猴子啊？”

鲁光不解，陈招娣解释：“我们的训练基地在公园里，公园关着一群残疾猴。我们也像一群猴子似的，被袁指导、邓指导耍得满地滚翻。”

那年春节之后，鲁光如约来到了郴州训练基地。他第一件事就是满怀好奇地去寻找那群残疾猴。陈招娣并非开玩笑，紧挨着女排训练基地的公园里真的有一群猴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郴州基地当时的简陋状况。

鲁光到达郴州的第二天一早，袁伟民集合队伍，把他介绍给了女排队员们，并点着她们说：“你们要配合。”随后，一天的训练开始了，鲁光也真正见识了袁伟民是如何“耍猴”的。

袁伟民站在球网旁的一个高台上，旁边是一筐白色的排球，他几乎是不间断地把球扣向对面。那里，受训的一个女排队员就要追着球飞身扑救。一个滚翻后要立马爬起来，因为下一个球紧接着扣了过来，而且是飞向了她最难救起的角度。

这种训练方法并非袁伟民所创，而是来自把日本女排带入辉煌的著名教练大松博文。“文革”前，大松博文曾来华短期执教，把他创造的“极限训练法”带到了中国。袁伟民那一代的排球队员，对此都曾有体会。

据说当年大松博文训练日本女排时，训练场旁边都要摆一个木桶，那是为队员体力透支时呕吐用的，不过，呕吐之后，还要接着练。因训练残酷，大松博文得到了“魔鬼大松”的名号。

大松博文有一句名言“人最苦的莫过于战胜自己。”在袁伟民日后所著的《我的执教之道》一书中，主旨之一也是“战胜自己”。两人的执教理念如出一辙。

与“魔鬼大松”不同的是，袁伟民从不打骂队员，但其训练之严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有袁伟民“你们要配合”的尚方宝剑，但鲁光起初的采访并不顺利，女排姑娘们在一天的超负荷训练之后，实在没有力气再去陪着这位耍笔杆子的“鲁老师”聊天了。于是，鲁光就在一旁观摩训练，或者跑前跑后给姑娘们捡球。

“半天下来，我光捡球就要累出一身汗，可想而知她们是在怎么训练了。”鲁光说。

当时所说的大运动量训练究竟有多大，没人能说得清，因为女排的训练量是没有上限的。袁伟民对训练量有特殊的计算方法。

比如，以10个球为一组的扑救训练，每个人练三组。但这10个球是指扑救起的10个“好球”，没接起来的“坏球”不但不算，还要从好球里扣掉一个。理由是比赛中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等于丢了一分。

这样一组球下来，队员们实际要扑救的可能要成倍增加，甚至到了最后体能透支，“坏球”多了，完成数量成了负数。但是无论如何，每天“账面”上的数量不完成，队员们是不能休息的。

排球训练中，最苦的就是练防守。为了有针对性地对付美国、古巴女排强攻，袁伟民安排了男排队员做陪练，构成强大的假想敌。

在鲁光的《中国姑娘》原稿中，有一章就是专门写男陪练的《女儿国中的小伙子》。但后来发表时，被编辑拿掉了。以致直到20年后，人们才在女排新任主教练的位置上，重新认识了这位当年的“陪打队员”，他就是陈忠和。

那时，陈忠和的主要任务就是观看主要对手的比赛录像，然后模仿她们的扣球手法。他能够把美国的海曼、古巴的路易斯等世界著名主攻手的重扣模仿得惟妙惟肖，甚至连她们扣球时咬牙、瞪眼的表情也加进去。

这种重扣打出的球的确如炮弹一般，打在身上往往要青一块紫一块。但做这种训练时，袁伟民甚至把球网挪到了离墙只有3米远，让她们躲都没处躲，只能硬接，突破心理障碍。

对训练，袁伟民是不近人情的。摆在他面前的现实很清楚，中国女排身高体质各方面都不如国外，只有比别人多付出才会有战胜对手的可能。

私下里，女排队员们对冷酷的主教练也曾称之为“魔鬼大袁”，她们还商量要找个机会给袁伟民来个“屁蹲儿”。但训练场下的袁伟民积威犹在，队员们对他又敬又怕。于是，同女排队员们年龄相仿，又总是笑眯眯的、非常腼腆的陈忠和成了她们的“出气筒”。

这个女排队员们口中的“小陈指导”，常常在场下成为她们捉弄的对象，偷偷藏他的衣服、做游戏时捣鬼让他受罚，甚至把给袁伟民设计的“屁蹲儿”用在他身上。

玩笑归玩笑，难能可贵的是，女排姑娘们在对训练的理解上与主教练保持了高度一致，并在训练中自觉自愿地加以执行。

当时的女排队长曹慧英曾对鲁光说，和苏联女排比赛，从球网望过去，她们的腿比我们的腰还粗，不这么练，怎么打得过她们？

练传球时，张蓉芳的手戳了，给高球她的手不由自主地缩一下，教练就专门给特别高的球，张蓉芳疼得一边哭一边传，即便这样也不叫停。一旁的队医跟着一边看一边哭。

不止张蓉芳，12名女排队员，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故事一大把。这也就是鲁光在他的报告文学中极力颂扬的女排精神。

年9月，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在秘鲁进行。中国队以9战8胜的战绩，第二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9月25日，中国女排队员在领奖台上向观众致意。新华社发

从年到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三大排球巅峰赛事上，连续夺得了5个冠军，创造了女排历史上，乃至是中国体育史上最为辉煌的“五连冠”。那已经成为烙入国人心底的骄傲印记。及至今日的中国女排，无论胜败，总要用“老女排”来做类比——赢了，是女排精神的回归；输了，是女排精神的丢失。

“五连冠”的过程中，女排的队伍构成不断更替，但老女排打下的家底和精神积淀没有变。此后，年，中国奥运兵败汉城，女排也由此陷入低谷。

令人感怀的是，带领中国女排走出低谷的，还是当年的老女排。

年，郎平回归中国女排任主教练，带领中国女排夺得了奥运会和世锦赛两块银牌。对低迷的中国女排来说，这两块银牌也弥足珍贵。

年，在郎平的大力举荐下，当年“老女排”的“小陈指导”陈忠和被扶上帅位。在他的带领下，年第九届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以十一战全胜的姿态勇夺冠军，夺得了阔别17年的冠军。国内又重现上世纪80年代的女排热潮，女排精神一词再度被提起。

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杀入决赛，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绝地反击，连扳三局获得冠军。这场比赛，也被视作重现女排精神的经典之战。

在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得到的是铜牌。尽管这支最受国人热爱乃至偏爱的队伍，没能如人们期望的夺得金牌，但是，没有人苛责她们，铜牌同样赢得了掌声。

在本届奥运会后，国人对体育谈论最多的是“让体育回归体育本身”。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为自己拼搏到了足够多的自豪与骄傲的资本，不再仅靠竞技体育的成绩来证明自己。

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赛上，中国女排3比1战胜日本队夺冠，历史上第八次站在世界之巅，距上一次已经有11年。

年里约奥运会上，实力稳步提升的中国女排夺得历史上第三次奥运冠军。也实现了三大赛的两连冠。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获得季军，虽然抱憾与世锦赛金牌无缘，但女排姑娘们“见谁打谁”的霸气，仍然让球迷为之动容。

虽然中国女排早已卸下了沉重的民族、历史使命，但体育竞技所展现出来的拼搏精神、女排精神，已经烙印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成为永恒的精神力量和民族品质。

本期作者：董少东

本期编辑：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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